鲁迅研究专家王富仁（1941—2017）
无须计算，我也清清楚楚知道富仁兄辞世已经快十年了。无论从什么角度考虑，我都必须写点什么寄托心底的哀思了。
初识富仁
我第一次听到王富仁这个名字，还是1981年暑假山东省鲁迅研究会在青岛举办的“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会间，先师薛绥之先生满怀深意地告诉我：你要十分注意“王富仁”这个名字，此人绝非“池中物”。我从此牢牢记住了这个名字，知道他长我一岁，1967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外文系，1970年任教于聊城四中……但却一直没有看到他的文章。1984年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经樊骏先生约稿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了，被学界认定为中国鲁迅研究的划时代之作。同时，他作为1976年后中国培养的第一位现代文学博士的喜讯，迅速传遍全国。现代文学界的同仁们几乎都同时感觉，一颗耀眼的新星冉冉升起了。
此后，我每去北京，只要时间允许，总要去北京师大富仁兄宿舍探望。从此熟悉了他那洋溢着浓烈烟草气息的书房的氛围。嫂夫人赵老师，戴一副圆圆的眼镜，无可奈何地解释：不让他抽烟，就是不让他活命！连他导师李何林先生专门写的“请不要让王富仁同志吸烟”的字条，也毫无作用！我还看到他的座椅周围，竟然是一圈团成纸卷的稿纸。赵老师说，他就这毛病：一页稿纸发现一处不满意的地方，立马卷起扔掉，再写，再扔……看着书房窗口好几个大马力抽油烟机，看看富仁兄那满手满口黄黄的烟渍，我终于明白他那些煌煌大作，是怎样用生命换来的！
送别恩师
薛绥之先生1984年6月从聊城师范学院副院长任上调任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教授，兼任《文史哲》编委、山东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喜讯传来，弟子们无不额手称庆！除去为恩师终于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可以更好地从事鲁迅研究外，大家更高兴的是老人家终于结束了从1975年开始的独身生活，与妻子、儿子、孙子团聚一堂，开始过正常人家的生活。
不过命运还是过于残酷，1985年1月15日晚，薛师突因急性心梗辞世，享年63岁。
我辗转得知消息后即刻赶往济南，在山东大学招待所见到先我来到的富仁兄，上海社科院的包子衍兄，以及薛师在聊城培养的几位研究生。漫天阴霾压得我辈呼吸极其困难，谁都不知道说什么合适！还是富仁兄慢慢开口，说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都是薛老师的后人！老师走了，但老师的事业还在，把老师的鲁迅研究事业发扬光大，才是我们纪念老师最好的方式……最后大家一致决定先出一本老师的纪念集，邀请有关学者撰稿的任务主要由富仁承担，编辑出版的事宜，由聊城师院的学子负责。
青岛重逢
1987年末，我奉调到创办伊始的青岛大学。时任中文系主任的业师冯光廉先生，殚精竭虑，一心一意要把我们这新生的中文系办成可以与省内的山东大学中文系、山东师大中文系等并驾齐驱、互补相生的学术高地。聘请北京著名学者移驾讲学，就是“开系”大作之一。
最先被郑重邀请来的吴福辉、蓝棣之、王富仁等北京学者，和我一样都住在长汀路1号青岛大学宿舍院74号楼的招待所里。白天他们给中文系“把脉”，提出进一步发展建设的可行性方案，特别是怎样加强与北京、上海等地的高校及学术机构的联系，如何参与国家级学术活动特别是学术会议等。不但一一具体分析，而且自愿承担为我们做联系中介的任务——作为朋友，他们真的是尽职尽责了。晚间，每人一场学术讲座。吴福辉讲的是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富仁自然还是讲鲁迅与鲁迅小说。蓝棣之的讲题新颖，是从病态人格的视角，重新解析现代文学作品与作家，例如《骆驼祥子》中的某人，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某人，直听得中文系和非中文系的学生从目瞪口呆到交头接耳！
吴福辉是1939年生，蓝棣之是1940年生，王富仁是1941年生，依次比我大三、二、一岁。虽然那时他们还没有后来的名气那么大，但也都已经名噪京华，堪称大咖。我比他们上学、工作都早得多，但因为学养平庸，资质卑微，所以不敢妄自尊大到与之称兄道弟。但王富仁兄，因为都受到过薛绥之先生的恩惠与提携，所以关系似乎更贴近一些。
晚间我不回宿舍，就与富仁兄对床而眠，自然少不了东拉西扯。说的事体，大部分记不清了。只记得他往往情不自禁地回忆起故乡的往事。有一夜说他从外文系毕业后到故乡的一所公社中学教语文，根本就不会呀！一到周末，他们一帮单身青年教师，就聚在一起喝那种劣质的白酒，围着一盆猪头肉拌黄瓜，鸡来啄狗来舔都不管，喝吐了回来再喝，喝完了再去吐……一边说还一边笑，那笑容比哭都难看。我说咱不说这些，来点开心的吧？他就说听说老家有位老干部被斗了，命令他交代罪行。他“坦白”说曾经扣过张庄大队的口粮。那不行，要说大的！他说还拔过李村小队的白旗。不行，不准避重就轻，说大的！他说我可说大的了，你们别害怕！主持批斗会的头头儿把桌子使劲一拍说，就怕你不坦白大的，说！他于是“坦白”大的了：日本鬼子进中国，是我勾引来的，唐山大地震，是我鼓捣出来的，这不，前儿个半夜三更，我还和美帝苏修合计着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呢……还没有说完，我们俩就笑得前仰后合，脑袋碰得墙皮咚咚响。不一会儿，隔壁客人敲着门提意见：怎么了，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
蓝棣之先生不知怎么想的，北京什么商品没有，偏要在这荒僻的海边给孩子买鞋。回去后写信告诉我们，那双产自南方某省的新款运动鞋，只穿了不到一周，鞋底就齐刷刷断裂了，薄薄的皮子里边几乎全是纸壳！
他太忙了
最后一次见到富仁兄，是他从北京师大调到汕头大学以后。他在那遥远的南国，组织了一个高水平的学术会议，给我也发了会议通知。我赶到汕头大学报到后，立马找到富仁兄的新居：这里宽敞明亮多了，大厅里没有卷烟的气息。富仁兄不在家，嫂夫人赵老师还是戴一副圆圆的眼镜，身边一条小狗。她慢条斯理地说王富仁太忙了，连饭也顾不上回家吃。
开会时，我见富仁兄确实忙：会议中他在主席台上，我在后排，他看不见我。休会时他被里三层外三层的学者包围得水泄不通，提问的、照相的、录音的，年轻人居多。我想不出合适的理由靠近。就餐时，我以为总可以“偶遇”吧，但却总是没有这种福气。会议结束了，我去他的新居告别，还是只有嫂夫人和一条小狗坐在过于阔大的客厅里。
回到青岛，但汕头的印象太强烈，一直萦绕心头，挥之不去：
富仁兄的正装西服领带，非常可体，不再像过去那样的皱皱巴巴。面对那种方式的“围猎”，从容应对，笑容可掬，有条不紊，毫无怯意。我开始越来越深地感悟到薛师绝非“池中物”的预言，是何等准确！
我和富仁兄的人生轨迹几乎完全不同。他读的是外文系，所以既能撰写《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又能构筑《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这样的煌煌大作，我则只能从中国神话故事传说中寻找《野草》的根系来自何方。他是1976年以后中国第一位现代文学博士，我的唯一学历就是“大本”……但把我们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联络在一起的纽带，我以为就是先师薛绥之先生以身殉之的鲁迅研究。在这个领域，自然有成就高低、影响大小的区别，但对鲁迅和鲁迅精神的崇仰，则是可以相通、可以互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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